网上科普有关“钱钟书的学术著作主要有“谈艺录”和什么？”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钱钟书的学术著作主要有“谈艺录”和什么？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应该说《围城》是钱钟书所有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事实上钱钟书在文界上的地位更多来至他的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

我觉得应该这样认为：钱钟书小说代表作是《围城》，散文代表作是《写在人生边上》，学术著作代表作是《谈艺录》和《管锥编》。

什么是学人小说？

看是什么意义上的懂了。文言文实际上高中水平就能看的差不多，里面的用典，生僻字，差就是了，实际上即使古代文学硕士生也不一定能完全认识里面的字，要认全所有典故全中国恐怕没一两人。

至于说要做到能在理解其文字的内涵，就如书中在谈史时说的，人在看古人，看其他人的事的时候，实际上看到的是自己。如看书中对君道夜行的解释，这句话说的是作为统治者、***，要与下属保持距离，以此保证权力的神秘感，使自己能保持权力。试问一个没有工作过的人，怎么能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再如钱老先生解释黛玉听“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事来解释用典的好处，古诗词鉴赏能力差的人肯定没有太深感悟，甚至没谈过恋爱的人读，也不会有太多美感，对吧？

《管锥编》这本书涵盖面不仅仅是文学，几乎涉及整个社会科学门类，看起来真心难。钱老先生的小说《围城》，中间的典故、思想等已能管窥钱老先生学术功底于万一。里面茫茫多的典故，隐藏于人物的对话间，要是抱着要完全看懂的心态，看起来也很费事的啊。顺便说点题外话，韩寒的《三重门》直接就一《围城》的文盲版改写，都能在中国火一把不是？更不要说《管锥编》了。

其实非相关专业要求的人，推荐不要抱着本《管锥编》看，可以买一本，当字典用。看古文没啥头绪就查一查，生活中有啥困惑也查一查。钱老先生的解释是很透彻的，而且还很幽默，甚至我会觉得有点“毒舌”，哈哈。历史上的名人雅士，诗文经释，钱老先生都用一种看似玩笑却又严谨而一针见血的语言来解释，看起来是极有趣味的。如果实在想看也没任何问题，看就是了，不会就查，不理解年纪大了就理解了。社会科学下很多学科往往也就是这样。如果读的困难而不想看原本，推荐看看相关研究的书。《读钱识小》就不错，适合平时翻翻看看。

手机打的有点乱，见谅。话说我就是刚看乾嘉诗看不懂，查了查，结果弄到凌晨了。完事，睡觉。

哦对了容我吐槽下推荐答案，复制粘贴，复制还复制不对，人家问《管锥编》如何看，你复制一堆《管锥编》为啥叫《管锥编》，一看就是自己都没看过。就这还自己给画个线在大学水平，这答案居然六十多赞成，什么鬼？

钱钟书的主要代表作有什么?

讲到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总让人想到“学人小说”这个词。所谓《围城》是学人小说，原是郑朝宗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但并未详细论证。后来，有人把此说的发明权栽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夏志清头上，实属不确。迁延至今，广大读者慑于“学人小说”一词之威严，碍于作家钱锺书学问之渊博，按照某种社会心理学之定律，不加深思，一哄而起，遂使《围城》乃学人小说之说，几成众口一词的不刊圣论。

其实，所谓学人小说，并非佳话，而《围城》乃学人小说云云，更是对《围城》的歪曲。

“学人小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歪曲。无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只能到艺术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不能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学人小说”却反映出一种学术的艺术观。很显然，这种艺术观把艺术的本质和生命不是归结到艺术，而是归结到学术。衡量和判断一部艺术作品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也是看学术，不是看艺术。相应地，在它的价值体系中，也暗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学人比作家高明。类似这种到艺术之外、而不是在艺术之内寻找艺术本质的艺术观(如实证主义的艺术观)，曾受到过许多批判。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歪曲了艺术的实质。但是具体到学人小说的提法，则未大见有人出来批判。其实，它与把艺术归结到社会生活、归结到自然科学等等一样，都是对艺术不够尊重的表现，都是对艺术本质的歪曲。它是扭曲的艺术本质观的表现品种之一。

正因为这种艺术观歪曲了艺术的本质，所以钱锺书先生对它非常痛恨，曾给予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对此，郑朝宗教授的名文《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有精确拈示。据郑教授说，《管锥编》树立的第一条“新义”，就是“学士不如文人”。学士包括经生、学究、注家等等，文人包括诗人、词人、秀才、小说家、戏剧家等等。例如，《管锥编》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词人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词人妙悟可移以解经儒之诂”，等等。

其实，《管锥编》的“新义”，原是《谈艺录》的“旧义”。不劳广徵，只须看《谈艺录》论钱载，钱先生痛骂“学人之诗”，即可明了。“诗”者，“小说”之对应语也。“学人之诗”如此，“学人小说”又当如何？于此可知，在钱氏的“文艺批评”中，所谓《围城》是学人小说，实等于说其是学究小说、经生小说或注家小说。这当然不是学人小说论者之初衷与本意，然其思之未审、虑之未周、论之偏枯、出语轻率，也就昭然若揭了。

照老派文人的通常看法，“学”对应的是考据、记诵一类名称，既不包括以词章为外形的才性，也不同于以义理为支架的识断。所以，在钱锺书那里，“学人”的声望并不“妙”。这一点，稍读钱氏著作，就会感觉到。比如他说：经生不通艺事；经生之不晓事、不近情几如不通文理；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等。而且，在他看来，假如学人小说的提法能够成立，那么，数学家小说、物理学家小说、掏粪工人小说等等也应该成立。显然，小说就是小说，不能依据社会职业的分工来归类或定性。

学术的艺术观在逻辑上必然会产生混乱。所谓“作家须学者化”之说，无非是希望作家们多些学养，并非让作家们都成为学者。显然，作家就是作家，为啥偏要成为学者呢？果真成为学者，还能写出作品吗？但可笑的是，常有个别作品，一加“学人小说”之号，似乎就身价倍增，使人刮目相看。作家本人也常常不知就里，洋洋得意，俨然高人一头似的。人们似乎忘了，有几个学人会写小说？会写小说的偏要向不会写小说的靠拢，这大概也可归入“矛盾嗜好律”了。

与学术的艺术观相反，钱锺书的艺术观就是艺术的。而且，他的学术观也是艺术的。艺术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艺术，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艺术，并且从艺术的角度看学术。这样一来，事情仿佛就颠倒了，走到了学术的艺术观的反面。

不错，钱锺书是学人，而且是独领风骚的大学人。钱先生的学问，堪称博大精深。时贤以此障眼，一味侈谈什么钱先生记忆力出众、阅读量惊人等等。应当说，这些全是事实，但毕竟属于迹之粗而论之浅者。钱氏学问，固大固精固深，但学问再大，在他看来，亦属记诵之事，糟粕而已。比起他的聪明，学问不过是沉淀的渣滓，至多位居第二。盖学问有魂也有魄：才情是魂，记诵是魄；气韵风致是魂，词藻材料是魄。真正的学问，精微而无形，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引多少书云云，了不起，但不是最了不起。人之读书向学，原为悟道明理。盖道之既悟而理之既明，则凡所天下之读物、凡所积累之知识，均可如梯之既上、阶之已迈，不妨舍筏凳岸、过河拆桥，弃如弊屣。古圣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钱氏虽有学问，但由于他的艺术本体观“作怪”，最看重的，却不是学问，而别有所在，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也。钱氏最看重的，正是那“丹青难写”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一种“艺术境界”，亦即“钱氏精神”。

从此出发，在处理学术与艺术关系的问题上、在小说创作运用学问的问题上，钱先生有他顺理成章的看法。《管锥编》写得明白：学问只是题材，只是材质。而造艺之高境，乃在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明明是鹤舞，却只见舞姿，不见鹤体。“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文成而若不觉有题材，正所谓“至巧若不雕琢，能工若不用功。”在此境界，学问是何？书卷何在？乃全然不知其所之矣。小说自不妨从学问来，而小说既成，则须涤尽学问之痕迹。一旦执拗于学问，无论造艺抑或谈艺，常常迂腐不通。盖艺术之事，只问艺之精与不精，不管学之有或没有。这些道理，可以说是题中必有之义。对此，郑朝宗教授在比较钱锺书与菲尔丁小说创作的共同性时，曾得出结论，说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信念，即题材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处理题材的手腕；“如若不然，王公大人席上的牛肉和里巷贱人碗里的牛肉岂不毫无区别了？”

把钱先生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相对照(所谓用钱锺书解释钱锺书、即以钱解钱，就包含这个意思)，我以为，《围城》的成就，就在于达到了“造艺之高境”，真正作到了“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

不错，《围城》中确实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但是，“唯作者之谓圣”。它不是学问的展览，不是无聊的獭祭－－多见斧凿痕，未灭针线迹；以创作为虐使纸墨，劳役文字，驱遣古人，胥如横暴之奴视众人也。它的学问，只仿佛蜜蜂以兼采为味：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弘。“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所以，不能据学问而断《围城》为学人小说。正如钱先生所说，留着披肩发的，未必就是画家；剃成秃头的，也未必就是智者。同样，不能因背伛而称谦态鞠躬、颊肿而赞贵相颐丰。在《围城》创作中，由于作者精心贯彻艺术本体观，以此为指导去处理艺术形式与学术质料的关系，所以学问完全是为艺术服务的，听从艺术的指令而受艺术的驱遣。换言之，作为本体的，是艺术，不是学问。也正因如此，学问在这里全都“化”了。既然“化”了，说它没有，也无不可。故尔，读者的学问不比钱氏大，但他的小说照样读懂。假如真的有人死心眼，在扰攘乱世无事可做，便把《围城》“所取法的西洋小说”以至“比喻的出处”一一予以“详细注释”，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倘若据此“实证”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部学人小说(例如台湾周锦)，则可谓误用其苦心矣。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围城》中有学问，则命其为学人小说，又有何不可呢？是曰不然。但凡定义或命题，必须是对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拈示，亦即对象的本质所在。定义是对象的最高抽象，是最后一句话。在它上面，再无别的可说。上文已言，学问并非《围城》之本体所在，亦非钱氏思想之依归所在，更非其本质属性所在。非其本质所在，则命其为学人小说不符合定义规则，岂待多言？人人皆吃饭，但“人”不能定义为饭桶者，以此。

总之，学人小说观念，是一种以学术为本位的艺术观，是以对艺术本质的扭曲认识为前提的。它既不符合钱锺书的艺术思想，也不符合《围城》的艺术实践。钱锺书的艺术思想，完全以艺术为本位，不允许用学术或其他什么东西来侵害艺术的本体性。小说《围城》贯彻了这种思想，是钱锺书文艺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实践产品。钱锺书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学者。为了表明这一点，他甚至只承认自己是作家，而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貌似自谦，实为自负。在他的价值系统中，作家比学者要来得高明，这又是他艺术本体观的直接反映。

恰在此时，我看到一封钱氏手札，但见上面写着：“斐尔丁云云，学人小说云云，皆本林海文来，颇不中肯。弟于斐尔丁，初不笃嗜，即云有所师法，亦如少陵之‘转益多师’。如心理刻划，已非斐尔丁所长。苟拙著为‘学人小说’，则萨克莱、乔治、爱略脱、弗罗拜、马赛尔、普罗斯脱所著以及《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皆得称此名矣。此如见人家稍有像样家具陈设，即划属‘资产阶级’，或架上有几本线装书及原版洋书，即断定主人‘学贯中西’也。”

那么，《围城》既非学人小说，当是什么小说呢？曰：智者小说。智慧高于知识。唯有大智慧，才能悟道明理，贯通神明，化腐朽为神奇，不只是写一两部小说，而且是在人生边上注上一笔，最后发出淡淡一丝微笑，无话可说。我以为，《围城》达到了这种境界。

什么是史记？

钱钟书的主要代表作如下：

1、小说：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2、散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写在人生边上》、《猫》、《人·兽·鬼》。

3、学术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旧文四篇》、《诗可以怨》、《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也是集》。

4、还有《七缀集》、《模糊的铜镜》、《槐聚诗存》、《石语》、《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宋诗纪事补订》、《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扩展资料：

1、钱钟书（1910年10月20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2、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3、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百度百科-钱钟书

史记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成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周末曾为铁官,秦惠王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就是司马迁的先人)，司马谈继承先人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随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蓻”。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皇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至于文章内容，《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本纪

五帝本纪 夏本纪 殷本纪 周本纪 秦本纪 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吕后本纪 孝文本纪 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 六国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间侯者年表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王子侯者年表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书

礼书 乐书 律书 历书 天官书 封禅书 河渠书 平准书

世家

吴世家 齐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 燕世家 管蔡世家 陈杞世家 卫世家 宋世家 晋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践世家 郑世家 赵世家 魏世家 韩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齐悼惠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绛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三 伯夷叔齐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三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四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卷六十五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六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七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八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七十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一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二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三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四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五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六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七 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八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九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八十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一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二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三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四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五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六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七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八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九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九十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一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二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三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四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五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六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七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八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九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一百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一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二 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三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四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五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六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七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八 魏其田鼢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九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一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二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三 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四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五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六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七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八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九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集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三十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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